瘟疫是文明社会的标配吗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谈了多细胞寄生物与刀耕火种的人类祖先相互影响的关系，今天我们来谈更微小的寄生物——细菌与病毒。

随着人类农业社会的发展，不断稠密的人口为那些无须借助中间宿主即可以无限维持感染的细菌与病毒创造了机会。

01为什么病毒、细菌喜欢“文明社会”？

细菌与病毒不喜欢小型社会。

因为与多细胞寄生物不同，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在人体内引起免疫反应，而免疫反应会要求在宿主—寄生物的关系上做出择优选择：要么受感染人迅速死亡，要么受感染人完全恢复而入侵者被驱逐出宿主的身体组织。再次感染需等到有免疫力的抗体淡出血液循环之后，那么至少需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病原体虽然引发抗体，但仍然可能在病人体内潜伏几年甚至一生。

像著名的“伤寒玛丽”（TyphoidMary）的携带者可以无限期地携带某种病原体，并且把可怕的甚至致命的症状传染给别人时，自身却没有明显的病症；现在很多无症状新冠感染者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另外的情况下，一种传染病也可以变成隐性的病原，即潜伏于宿主身体的某些部位，并在那里长期隐藏。最有名的一种潜伏感染模式就是水痘病毒，它可以一直潜伏在人类的神经组织中，可达潜伏50年之久，然后等到感染者年老时再重新发作，引发带状疱疹。这样，病毒就完美地解决了在小型社会中如何保持传染链不中断的问题：即使每一个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水痘，并且产生了免疫力，但几十年以后，当没有抗体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时，感染又会重现江湖，潜伏于该人群年长者体内的病毒就会沿着输出神经蔓延到皮肤上，产生带状疱疹；然而，一旦传染到新的宿主身上，该病毒引发的仍是常见的儿童症状，即水痘。

缺乏上述生存技巧的病菌，若又遭遇宿主体内的因抗体反应所产生的激烈取舍后果，其生存便只得依靠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整体规模足够大，那么总有尚未感染这种疾病而易感的人群存在。这种病毒一般是比较年轻的，当然，与人类存在的历史比较起来，它仍然很古老。只有在庞大人口数量的社会里，这种疾病才会延续，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疾病不间断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而这类社会就是我们所谓“文明”的社会：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而且毫无例外地由城市掌管和控制。

因此，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须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即所谓“文明病”）。它们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几乎是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常见儿童病。

02“文明病”从哪里来？

儿童病花了几千年才扩散到全球，渐进性的人类宿主的死亡、入侵的寄生物被消灭、传染链因此而中断，使它终未能成为文明社会的生物平衡中正常的、地方性的、或多或少带有稳定性质的因素。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

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热有关；天花肯定与牛痘一类动物传染病有关；流感则是人猪共患。

随着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度的提高，共同患病的概率也在提高。

除了源自家畜或与家畜（禽）共有的疾病以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横行于穴居啮齿动物的腺鼠疫、蔓延于猴群之中的黄热病，以及蝙蝠易患的狂犬病，都属于这类较为致命的传染病。我们当代社会流行的几次大的疫病，几乎都可以溯源到蝙蝠身上。

但是，寄生物寻找新宿主的过程永无止境。

比如，牛瘟在年侵入非洲，杀死大量家畜以及羚羊一类的野生物种；但因它的肆虐如此严重和突然——死亡率高达90％，所以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相反，可能因为缺少易感染的有蹄类动物，它在几年后就消失了。年，一种叫作“奥尼欧”（Onyongnyongfever）的热病出现在乌干达——这一人类新病可能源自猴子身上的病毒。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比较温和，而且随着免疫力的产生恢复得很快。未能作为一种地方病存在下来，而是神秘地消失了.可能退回它原来居留的树冠区域。

年，另一种比乌干达的热病更致命的热病出现在尼日利亚，这个所谓“拉沙热”（Lassafever）的新疫病是以医疗站里初次发现它的西医的名字而命名的。这种热病最终于年被证明源自啮齿动物——被认为是该病主要的宿主。

随着新动物的驯养、新植物的种植，以及人口的增长，这类插曲还会不时出现：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

当新的生态龛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布局而空出后，致病寄生物在利用新的机会占领新的生态龛方面，和人类一样成功。人类的成功意味着动植物种类的减少，而被选择驯养种类数量的增多，在这一经过改进的新的饲养环境中，寄生物只要侵入单一的物种，就能够大量地滋生。

一个适度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

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巨型寄生，几乎可以与形成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微型寄生相对应；换言之，战争和疫病的联系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巧饰的修辞和经常伴随或尾随战争的瘟疫。

人类族群的人数曾多次因某些新的地方性疫病的流行而急剧削减。而人类易感宿主一而再地被消耗，又必定会不断地把入侵的病原体从早期农夫体内的“牧场”中驱逐出去。尽管如此，再次感染的基础仍然存在，因为驯化的动物极有可能已经是病毒及细菌性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这种传染病便可以不断地骚扰人类。

从追溯牛、马、羊这类动物的野生状态中，我们也许就能看出它们被认为是这些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的理由。在人类狩猎者多得足以影响它们的生存之前，它们是群栖的，成群游荡在欧亚大陆的草地上。作为单一物种组成的群体，它们正好提供了使细菌和病毒感染演变成地方病的条件，因为在足够大的群体里总可以找到易感染的宿主来完成传染链。畜群和寄生物之间漫长的相互进化足以形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一些病毒和细菌性传染病可能盛行于野生的牛、羊、马群，却不会导致严重的症状。这种传染病想必是畜群中的“儿童病”，只影响敏感的幼兽，但几乎不造成大的伤害。然而，它一旦传入人体，通常会变得很凶猛，因为初次感染的人体缺少必要的免疫力，而熟悉它们的老宿主则从一开始就至少拥有局部的防护能力。

03“文明病”如何传承至今？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细菌性寄生物最终仍成功地传给了人类，并同它们的新宿主建立了长期的关系。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交替发生，直到新宿主发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达到的适应性使传染病地方化。

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可以类比这个过程。

英国殖民者在年把野兔引入澳大利亚，在缺少天敌的情况下，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大陆，数量众多，它们吃掉本应属于绵羊的草，澳大利亚的羊产量由此减少，无数牧场主的收益也跟着缩水。人类在澳大利亚尝试消灭野兔的努力直到年才出现转机，当时多发性黏液瘤（人类天花的远亲）的病毒被成功地植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群。最初的效力是爆炸性的：仅仅在一个季节里，相当于西欧那么大的地区就全被感染了。第一年，感染这种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降到90％，而7年以后，死亡率仅为25％。显然，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自然选择分别在野兔和病毒当中发生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野兔的数量再也没有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到它以前的水平——截至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野兔只有多发性黏液瘤引进之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一种稳定的新疾病模式，只有当双方从最初的接触当中存活下来，并且通过适当的生物的和文化的调适达到相互容忍的关系时才算确立。在调适的全过程中，细菌和病毒拥有产生下一代所需时间比人类短得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病原体产生在宿主间安全传播的基因突变，它要比人类遗传天赋或生理特征的相应改变快得多。

后来的历史表明，人类要将其对剧烈新疫病的反应稳定下来，大约需要～年的时间。

只要新的传染病能够无限期地生存，自然会出现动态的平衡：频繁感染期与疫病衰弱甚至几乎消失的时期交替出现。这些变动往往会形成程度不等的有规律的循环

很多的因素都会参与到这种周期性的平衡中来，比如，温度和湿度的季节变化往往使春季成为温带地区现代城市中儿童病的多发期。

只有人类宿主大量聚集在大都市，传染病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在这里，为维持传染链不中断而与足够多的易感新宿主接触的机会，显然远多于潜在宿主稀疏分布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城市，足够多的易感人口存在，使病原体不致消亡，而待到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再度聚集于农村地区，疫病暴发便再一次成为可能。

病原体和人类宿主之间的相互调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处于快速的演进之中，以应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

例如，当结核病第一次进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时，他们的身体器官被病菌攻击，但在白人身上却未见有病理反应。而且与那些早就接触过结核病的社群所表现的感染情形相比，不仅诸如脑膜炎之类的症状表现得更为严重，其病情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在病症最初出现的时候，只有显微镜下的分析才能让医生确认这就是结核病。然而到第三代，随着宿主与寄生物的相互调适逐渐接近常见的城市发病方式，北美印第安人的结核病症状也倾向于集中出现在肺部了。

鉴于已知现代城市保持麻疹流行需要5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有关古代苏美尔——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的总人口的估算，正好是这个数字。似乎可以肯定，当时苏美尔诸城市之间有着足够密切的联系，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疾病库：若真的如此，接近50万的人口规模肯定足够支撑类似现代儿童病这样的传染链。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城市文明，连续的传染链可能也开始在别的地方出现。并在由日渐增加的人口密度为它所创造出的适宜的生态龛上稳定下来。

“瘟疫”一旦在文明社会稳定下来，就成为文明社会向外扩张的优势。